孙渤涵用灰蒙蒙的滤镜将北方小城压成扁平标本,《一座城池》里漂浮的烟尘与酒精分子,浸泡着三个青年无处安放的躁动。改编自韩寒小说的电影并未沉溺于文字游戏,而是将原著中锋利的社会观察,转化为镜头里更具象的生存褶皱——那些被廉价香烟烫出破洞的沙发、永远漏风的出租屋玻璃,以及夜宵摊上结冰的啤酒沫,共同构筑起后青春期特有的颓废诗意。
房祖名饰演的江植像颗卡在现实齿轮间的砂砾。这个因打架斗殴被迫逃亡的年轻人,头发永远支棱着不服帖的弧度,连羽绒服拉链都带着某种叛逆的残缺美。他在破旧旅馆里用牙刷捅下水道的动作,既是对堵塞生活的无效反抗,也暗合着角色骨子里的笨拙浪漫。孙渤涵精准捕捉到了这个角色的矛盾性:当江植举着偷来的灭火器冲进火场救人,脸上混杂着救世主情结与自我证明的焦灼,却在消防车抵达时仓皇逃离——英雄梦尚未成型就被现实碾成粉末。房祖名的表演充满野生能量:他蜷缩在暖气片旁啃冷馒头时鼓动的腮帮,与面对心仪女孩时突然挺直的脊背,将少年人的自尊与自卑搅拌成浓稠的生存原浆。
范甜甜饰演的阿雄是整部电影最具温度的存在。这个在小餐馆剁肉馅的姑娘,围裙上的油渍构成另类勋章,抡菜刀的手臂肌肉线条比男性角色更具力量感。但她在出租屋给流浪猫包扎伤口的轻柔,又暴露出粗粝外壳下的柔软内芯。最动人的段落发生在雨夜:阿雄举着伞穿过泥泞巷弄寻找失踪的猫,塑料雨靴踩碎积水里的霓虹倒影,湿发贴在额头的瞬间,这个看似钢筋水泥浇筑的姑娘突然显露出脆弱的釉色。范甜甜用眼神完成角色弧光:当江植试图触碰她手背时,她瞳孔里闪过的不是羞怯而是警觉;而在医院照顾受伤老人时,低垂的睫毛又将温柔克制在安全距离。
王太利饰演的健叔则是行走的黑色幽默发生器。这个瘸腿的落魄艺术家,总在咳嗽间隙迸发惊世骇俗的言论,油亮的中长发如同他混乱思维的实体化。他在天桥卖盗版碟时与城管周旋的狡黠,和深夜画布前涂抹抽象画时的癫狂形成荒诞映照。孙渤涵在这个角色身上涂抹着悲喜剧颜料:当健叔用捡来的废金属焊接“装置艺术”,手背烫伤的水泡与眼中燃烧的执念同等真实;而他在旧货市场为五块钱与摊主撕扯时,那件起球的毛衣又将他拽回世俗泥潭。
电影用非线性叙事织就迷离的逃亡地图。从误伤他人后的仓皇出逃,到蜗居小城目睹的荒诞世相,每个章节都像被揉皱的烟盒纸片。台球厅里持续整夜的撞球声、录像厅放映的过气港片、洗头房旋转灯箱的嗡鸣,共同构成后工业时代的生存白噪音。最惊艳的当属集体追捕野猪的魔幻段落:整个社区的居民举着锅铲扫帚围堵畜生,手电光束在雪夜里织成荒诞光网,将市井生活的荒诞性推至顶峰。
但影片并未沦为单纯的闹剧陈列。江植与父亲的关系线如同埋在冰层下的暗涌:那个总在电话里询问儿子工作状况的父亲,直到结尾才被揭示早已病逝的秘密。房祖名在墓前撕扯枯草的长镜头里,没有嚎哭也没有忏悔,只是喉结上下滚动的频率暴露了成长的阵痛。这种留白式处理,比任何煽情独白都更具穿透力。
孙渤涵对配角的塑造同样充满灵气。小卖部老板永远在听单田芳评书,却在少年赊账时偷偷延长记账本;烤串摊主边翻肉串边背诵海子诗句,油星溅落时嘟囔着“面朝大海,烤架盛开”。这些镶边人物让整座城池的呼吸变得具象,他们像墙角滋生的苔藓,在主流叙事之外构建起鲜活的民间生态。
影片的遗憾在于节奏把控的失衡。某些支线情节如同未煮透的夹生饭,比如洗车行黑帮的突然介入略显突兀。但整体而言,导演成功地将韩寒式的戏谑转化为更具影像质感的黑色幽默。当结尾江植站在拆迁废墟上点燃捡来的烟花,炸裂的彩色光点与远处推土机的轰鸣形成奇妙的和解——这或许就是属于“城池一代”的生存智慧:在荒诞夹缝中打捞诗意,用戏谑对抗虚无。
《一座城池》最终留下的不是答案而是余震。那些漏风的窗户、结冰的啤酒瓶和永远充不满值的公交卡,拼贴出经济狂飙时代下的青春侧影。当江植最终乘上离开的绿皮火车,车窗上重叠着过去与未来的脸,我们突然读懂孙渤涵的温柔:他让这座灰扑扑的小城成为所有迷茫青年的镜面,照见我们共同经历的笨拙成长与温柔反叛。